世宗篇50 花落谁家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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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廷的风气,为之一改,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,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,甚至从中枢,传导至地方,最夸张时,连一边远州县官吏,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,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。

这样的局面,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,没人能想到,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,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,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。

因为,一切的本质,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。

同诸权贵大臣一般,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,也是从刘继英、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。但最终选择谁,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,每个人,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。

刘继英,性沉稳,有志气,涵养足,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,虽然少锻炼,但毕竟还年轻,极具培养价值,未来可期,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。

虽然内心愤怒不满,但刘文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,新太子是他与大汉帝国,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。而这个问题,几乎伴随着他整个统治末期生涯。

而围绕着新太子的推举,快速地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,几乎将所有中枢朝臣都吞噬其中,只要在这个权力场间,少有能置身其外者。

在这件事上,大汉帝国上层的权贵们,似乎都一一苏醒了,包括那些家世显赫,但在岁月流逝之下,已经渐渐边缘化的开国公侯,元从故旧。而这种斗争,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

勋贵大臣们,实在给了皇帝刘文济半年多的缓和时间,希望他能从丧之之痛的阴影中恢复过来。因此,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,随着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让(前以吏部尚书职出任)上奏,请立太子,早定国本,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,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。

紧随柴熙让之后,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,这还是明请的,还有诸多旁敲侧击、拐弯抹角,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,类似的奏疏,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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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,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,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“睢阳派”吧,那等声势,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。

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,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,就很难平复下去了。随着“册立太子”的呼声甚嚣尘上,遍及朝野,对储君的意见,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。

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,这是最核心的两派,还有一派,则是持“中立”态度,准确地讲,遵圣谕而行。但不论哪一派,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,态度是一致的。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,太子该当及早确立。

而刘继英、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,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、大规模的政斗,影响之深远,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。

双方从大方向上,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,贵庶集团的角力。支持刘继英的,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,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,同时,也不乏贵族支持,毕竟杨氏树大招风,难免引人嫉妒,另一方面,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。

这也导致两者之间,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,因此,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,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从建隆二十年,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,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,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,各显神通,从鼓噪推戴,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,一场大型的党争,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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